(杨军:武汉大学教授)
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兴起、交锋、交流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思想现象,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过往研究成果来看,既不乏学养深厚、视野宽广、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力作,也存在就事论事、只看现象不触及本质、只看局部不能把握全局、只看当前不能把握趋势的情况。面对多样化社会思想观念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并存交流交锋、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社会思潮研究既要承担辨别是非、激浊扬清的学术责任,也要更好发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这要求研究者把握一些基本要求,并在学术探讨中自觉遵循。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就社会思潮研究而言,要对社会思潮的发生与发展、理论与心理、现象与本质、现状与趋势等作全面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科学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具有科学的方法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始终保持对时代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关注,始终保持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汲取,注重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了人类”,[2]是观察、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多样多元的社会思潮关于当代中国发展方向和社会问题的种种言说,关系到“是否坚持”和“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问题,已经造成人们思想中的诸多困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深刻回应社会思潮提出的各种理论与现实问题,科学认识社会思潮及其发展规律、提升社会思潮研究的学术水平。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思潮,就要在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具体而言是: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关怀,确立为人民做学问的导向。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考察社会思潮的理论主张及其实践取向是否符合中国现实国情、是否立足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否包含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深切关怀,从而判断社会思潮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诉求实质,特别是正确认识一些思潮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反映的阶级冲突;其二,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观点、社会意识具有对独立性的观点、统治阶级的思想要占据思想上统治地位的观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的观点、意识形态有独特的符号形式、遵循独特的精神生产规律的观点、意识形态具有社会
功能的观点等等,深入认识中国社会思潮的性质、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及表现形式,评估社会思潮的社会影响;其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包括从经济关系中寻找思想根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等等,分清社会思潮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局部和全局,厘清我国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社会思潮与国际思潮、尤其是西方国家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把握我国社会思潮发展的基本趋势;其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多种思潮的鲜明态度。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工人运动内部各种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章中对各种反共产主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的分析和批驳,还是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完美论”、党内机会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改良论”等等各种思想、思潮的评价与回应,经典作家注重把握各种思想思潮的阶级属性,对各种思想思潮的态度旗帜鲜明,不搞折中主义,不拿原则做交易,同时积极引导无产阶级提高思想认识,体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在一致性,也彰显了高度的政治敏锐和理论清醒,为当前研究社会思潮树立了光辉典范。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思潮,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1]这就是说,“必须考虑生动的世界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3],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在统一,尊重马克思主义价值关怀、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内在统一,不能脱离时代环境、具体实际和特定语境,简单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结论和论断;同时也不能出于某种需要,将一些个人的认识、观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名下,或者“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4]当前,要高度关注一些思潮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孤立地、片面地、为我所用地摘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个别词句,实际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泛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5]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严整性和科学性,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对于这些思潮要给予揭露和批判。
二、正确辨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于社会思潮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有很多不同认识,以致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强调“淡化意识形态”,把一些明显具有政治倾向的思想言论视为一般性的学术意见,甚至是“学术创新”;其二,片面强调尊重、包容,对于错误思潮思想抱持“开明态度”,不敢“亮剑”、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其三,以“学术自由”“价值中立”为由,否定社会思潮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讨论与政治有关联,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否定现实政治体系的思潮。这些情形使得正确认识社会思潮中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成为一个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1]这一论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对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以是否符合学术道德和宪法法律作为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界限的基本标准,为研究社会思潮提供了直接指导。当前,针对我国社会思潮发展的实际状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遵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6]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在分析研究中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考察社会思潮的问题指向和理论旨趣
判断社会思潮的话题属于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需要考察其核心理论观点的问题指向和理论旨趣,即它对现实政治体系的态度、对人民大众利益的态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当代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生发出来,抓住当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在经济、政治、社会、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根据一定的学科理论、范式展开讨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不同的社会思潮在问题指向和理论旨趣上是不同的。有的思潮如新左派思潮,以平等和公正为核心价值观,问题指向是当代中国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失范等,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的一些观点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一致,但其理论旨趣在于探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不主张否定现实政治体系,因而可以认为其理论观点属于学术观点。有些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西方宪政民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论等等,秉持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观念,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一系列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执政党地位和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主张,其问题指向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改变政治系统”[7] 的理论旨趣,实质是一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冲突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它们是否以学术性叙述话语来表达,都属于政治问题。
(二)揭开意识形态学术化的遮蔽
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方式逐步发生变化。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标签的刚性特征日渐淡化,不再单纯地表现为信仰体系、政治理论,而是出现了诸多转向。其中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学术化转向,即意识形态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知识发生关联,以学术话语面目呈现。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通过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去表达,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交锋常常采用学术探讨的形式,意识形态的主张者和传播者拥有专家学者的身份。这种转向使意识形态不再显山露水,表面上看似乎被淡化了,但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存在场域扩大、存在方式多样化、功能在润物无声中得以实现。正如黄宗智所说:“我们处在极其多元化的知识环境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理论真的能够完全区别于意识形态。有时恰恰是由于意识形态披上了学术的外衣,才使得意识形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8]
我国一些社会思潮的兴起发展与意识形态的转向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积极推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一个重要手法就是一方面散布“意识形态终结”“非意识形态化”观点,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等途径,将学术化的西方意识形态传播到我国。受“非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影响,我国一些学科出现削弱、淡化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倾向,结果使以学术面目出现的西方意识形态获得较大的思想空间,并衍生出中国变种。例如,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哲学思潮,但“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西方大国将新殖民主义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意图植入这一学术体系,由此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华盛顿共识”直接引导下兴起的我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就超出了学术思潮的边界,成为一种学术化的意识形态;我国西式宪政思潮完全以西方政治学说为理论基础。西方政治学从来都不是一种象牙塔内的、价值中立的政治学,而是一种“作为政治本身的政治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则吸收了以解构主义、否定“宏大叙事”为主要内容的后现代史观。[9]这些思潮的西方意识形态底色和否定现实的问题指向往往被学术话语所掩饰,因此认识其实质需要除去意识形态学术化的遮蔽。
(三)把握社会思潮的多种形态
我国社会思潮在发展中表现出学术形态、文艺形态、舆论形态、宗教形态和政治形态等多种形态。[10]所谓学术形态,是指知识分子以学术研究的方式生产和阐述社会思潮的核心理论观点,并通过著书立说、发表文章、讲学讲座等途径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发酵。由于学术形态下社会思潮的问题指向不直接、理论旨趣不明确,与学术思潮的界线不甚清楚,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鼓励学术研究解放思想、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社会思潮的核心观点常被视为学术观点得到较多包容,但是,以改变现实政治体系为实践取向的社会思潮不会局限于学术形态。它们具有强烈的能动性,把学术观点演化为一系列政治诉求,寻找时机积极向国家政权中心渗透,贴合一定的社会心理,利用大众传媒和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大众传播,并在思想理论和社会心理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宣传效应和鼓动效应,还会利用各种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力图实现政治动员,从而表现出政治形态、舆论形态和文艺形态。也就是说,社会思潮的表现形态,不仅能够说明社会思潮的发展状态、程度,而且也能说明社会思潮的性质,因此,分析、把握社会思潮的多种形态,无疑有利于全面认识社会思潮。
把握上述三个方面,是要避免和减少社会思潮研究中的简单、片面倾向。对于那些理论观点、价值取向、实践取向与我国宪法法律相对立的社会思潮,既不能被其宣扬的“学术自由”“价值中立”和“纯粹学术观点”等所迷惑,也不能因其中包含一些合理因素,就把它们当作单纯的学术问题,放弃批判其理论观点,放任它们传播蔓延。同时,要防止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一些有益社会进步的学术思想混为一谈,盲目排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
三、在研究社会思潮中推动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出了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这一任务是对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响应与支持,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长期积累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合乎逻辑的发展。在这一极其繁重的任务中,社会思潮研究具有独特价值,有利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
(一)在研究社会思潮中推进理论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内在要求。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当前,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发展,一些错误思潮的蔓延,从两个层面提出了诸多问题。一是在社会存在层面,反映出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包括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如何保证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如何发展中国式民主,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在弘扬传统文化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中创造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如何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等等,要求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诠释,在实践上要给予合理的解决。二是在社会意识层面,反映出我国在社会发展道路、方向问题上存在明显的观念分歧,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挑战与风险,提出了如何处理“一元”指导思想与“多元多样”价值观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是什么、如何针对大众思想和心理有效开展思想教育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文明等多方面,关系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这一根本。因此研究、回应社会思潮反映的或者提出的现实问题,必然要结合我国国情和改革发展的新实践,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提炼出具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具有可行性的新政策,从而实现学术创新,也是将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1]
(二)在研究社会思潮中推进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我国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其理论内容、发生发展和传播方式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和网络信息管理等等多个学科,一些思潮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系统的西方学术话语支撑,有的社会思潮内部还涉及同一学术体系下的多个流派。如我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有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支撑,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伦敦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等,各种流派可以从不同视角、以各自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模型,对经济生活现象进行解释,为制定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等提出建议,以致我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任性”地解释党的经济政策,造成思想认识和政策制定执行中的混乱。社会思潮在学科基础和学术理论上的多样性,标示出社会思潮研究属于学科交叉领域,在客观上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提升社会思潮研究的学术水平,深入分析社会思潮的理论观点、心理基础、价值取向、现实表征等,全面深入地回应社会思潮提出的问题,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方式、途径、规律和效果评估,不仅要求研究者个体要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学术修养、思辨能力和信息搜集处理能力等,而且要求汇聚哲学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力量,实现多学科的视域融合、方法互借。而多学科的融合、合作,必然会催生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和学术研究领域,推动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以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思想领域的实际状态,切实发挥好社会思潮研究咨政育人的作用。
(三)在研究社会思潮中实现学术话语创新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也面临着话语窘境:一是话语老化。哲学社会科学已有的一些概念、范畴、表达不能反映当代中国发展样式、实践特色,也不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接受;二是话语缺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缺乏反映和诠释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在当今世界“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下,“我国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于西方。……我们的许多学科,已经成了西方理论话语的‘殖民地’和‘跑马场’。”[11]一些学科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的伟大实践、按照西方话语体系规划中国发展方向,成为错误思潮的发源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研究,首先要推动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反省反思,对学科的研究导向、基础理论、研究范式、问题取向、研究方法等进行必要的讨论争鸣,对一些研究偏误和西方话语进行清理、修正,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操纵,在学科话语体系方面着力创新,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既继承传统又观照当下,用融通中外古今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给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以强大的解释力、支撑力和引导力。(编辑:侯大鹏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5-19.
[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
[3] 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06.
[4] 杨耕.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N].光明日报,2016-06-23.
[5] 梅荣政.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念[J].红旗文稿,2016(6).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9.
[7] [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6.
[8] [美]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J].学术界,2010(3).
[9] 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J].历史研究,2015(3).
[10]关于社会思潮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泰教授[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5).
[11] 张志洲.提升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J].红旗文稿,2012(13).
(文章选自《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10期)